石刻一般是指刻有文字、图画的碑等石制品和石壁，也指上面刻的文字。大部分石刻因具有原始记录性，反映当时当事当地人们社会活动的真实面貌。西南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山区，由于书写材料匮乏，常常把各种社会历史情况以本民族文字刻写在一些金属或岩石上，从而产生了许多少数民族石刻，这些石刻多是用来记录本民族的历史和政治制度，内容涉及政治、历史、经济、军事、宗教、天文历法等。在云南彝族就有一些保存完整的石刻和石碑，记录了本民族发生的重要事件或者土司制度在彝族的发展史。

　　云南彝族大多居住在山区、半山区，彝族先民由于受书写条件的限制，常常把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刻写在石碑或岩石上，留下了丰富的彝文石刻档案。彝文石刻档案按其形式可划分为碑刻和摩岩石刻两种类型。

　　（1）墓碑。彝族先民通行火葬。明清时期，封建王朝中央在云南实行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和改土归流，汉族移民大量增加，土葬始在彝区盛行。许多彝 族土司死后都要刻碑立传。一般的彝族群众死后也 要立碑。彝族墓葬清乾隆以前的彝文称“迟本”（火葬墓），以后的均称“银本”（土葬墓）。彝文墓碑因墓形的不同其铭文布局亦各有所异，其中一开式（独门墓）的碑文有全文彝文、也有彝汉合璧的；三开五滴式的彝文墓志则多题写在左碑上。铭文书写格式为左起直书，与彝文古籍的格式恰好相反。

　　（2）山界碑。云南发掘到的彝文山界碑大都残损不全，比较完整的一块是在武定县发窝乡分多村公所罗矣更彝村后坟山地发现的 《花园村彝文山界碑》。此碑有彝文共137字，碑文记述：“花园村 （属发窝乡）彝族三姓家族，用金银买得此坟地，其四至某某为界。”并注明“清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三月初十立”。

　　（3）日历碑。云南遗存迄今的彝文日历碑为数不多，其中最为珍贵的一块是原保存于南涧县虎街山神庙，后因战乱移至南华县属彝村哈苴何字小村山神庙供奉的《十二兽日历碑》。此碑长0.3米，高约 0.2米，厚为0.03米，碑题译为“母虎纪日谱”，即以母虎为首的十二兽纪日谱。碑题下两侧所列日序或日谱，自左而右直书两行。用彝文写着 “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鼠、牛”。这对研究古代彝族著名的十月太阳历提供了可靠的实物参考材料。

　　2.摩岩石刻。摩岩石刻是指镌刻在岩石上的书史铭文。云南现存最著名的彝文摩岩石刻是在禄劝县城西北12公里的发明村旁的峭壁上，由武定凤氏土司在 “明正统年间至景泰初所刻”的《罗婺贤代铭》。彝文石刻的左右是两方汉文题记，分别为“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凤氏）世袭脚色”和“凤公世系”。彝文石刻记载了凤氏土司祖上四次作斋取福禄水的地方和罗婺部世袭首领自阿而至阿思等十二代祖先作斋祭祖、拓土征战和建功封赐的家族史迹。云南现存彝文摩岩石刻年代久远，价值极为珍贵。如弥勒县巡检司金子坡遗存有右崖彝字和岩画，岩画以不同的人形及日月星辰组成，主要表现对自然、祖先及天体神灵崇拜的内容。在禄劝县安则村东二里灌溉渠边悬崖上以彝文刻有一则《护林保水告示》。彝文直书两行，22字，内容为保护山林与水源之意，刻石年代不详。

　　云南彝族石刻产生很早，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明清时期彝文石刻达到了兴盛期。在受到汉族碑刻的影响前，彝族的碑刻还是没有形制的，受到汉文化影响后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彝文碑刻，其中以墓碑最为典型。彝文墓碑多效仿汉碑样式，多有汉字碑题，如武定县万德乡的《那土司府总理彝族张有能夫妇合葬墓碑》，其形制为“三开五顶罩式”，墓额的正中刻有人头鹰翅浮雕，主碑为汉文，该碑高57厘米、宽50厘米，在直径23厘米的圆形图案中刻有彝文和汉文。彝文墓碑效仿汉碑修建有墓门框或装饰的柱子，并且有些在门框和柱子上雕有花草、彝族图腾之物等表示吉祥，也有的雕有彝族的鬼神，似有守护之意。有的在墓门两边雕有饰柱，在饰柱上刻有图纹或彝文对联，这些对联有五言句或七言句。如武定县万德乡那氏土司祖墓群中有一道墓门的饰柱上，就是彝文刻写的对联，内容为“寿延传千年，子孙福绵长”。明清时期的彝文石刻较以往大为不同的是，记录的文字不再是单一的彝文，刻文多以彝文、汉文两种文字一起书写，书写的格式也和汉文书写格式一样，采取左起直书的格式，从这可以看出云南彝族在发展、繁衍的过程中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在与汉族接触的过程中依然保留着本民族的民族文化与特色。

　　在彝·汉文石刻中，最能直接反映汉文化对云南彝族影响的内容便是与“土司制度”有关的石刻。土司制度是中央政府为加强统治，在边疆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制度。它从元代开始实施，明清部分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后有所减弱，到民国时期逐渐消亡。它的实施不仅维护了地方的稳定并巩固了国家的“一体”格局，而且促进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经贸联系和 “多元”文化在民族地区的发展。在土司统治的地区，土司不仅提倡向内地学习，而且还借鉴先进汉族文化来推动彝族本土文化的发展，这种彝汉文化交融反映在一些彝文石刻中。如镌刻于禄劝县掌鸠河畔悬崖上的“镌字崖”，是凤氏土司述其300年家史的实物资料。其中彝文碑刻《罗婺贤代铭》，是我国西南彝族地区历史悠久、保存较好的长篇彝文金石铭文之一。共4段581字，为武定军民府第8代土知府凤英题书。记载了明代武定土知府彝族凤氏家族的谱系，追述从宋代起，已雄冠西南三十七部的凤氏先祖—罗婺部首领阿白阿俄，到明代继承人—益弄益振(即凤昭) 的凤氏家族兴盛史，内容讲述凤氏家族的迁徙、征战、建功受封、四次大规模的祭祖等，涉及凤氏十四代有着彝族紧密父子连名的358年间历史，在《罗婺贤代铭》左右各有一块汉文碑刻，据史料记载分别为《凤公世系纪》和《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凤世袭脚色》，其中《凤公世系纪》在1958年修水渠时被毁，《武定军民府土官知府凤世袭脚色》今尚在，该碑刻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为汉文楷书阴刻，记述凤英曾祖母，女土官商胜归顺明王朝至凤英统治时期，一百三十年间凤氏土司的历史，主要内容包括：土知府袭职、朝觐、进贡、受朝廷封赏情况及凤英一生中的政治、军事活动等。“镌字崖”彝文、汉文碑刻的内容相互呼应，书写格式、形制上看极其相似，可以看出两种文化的交融。

　　彝·汉文石刻记载了彝族的经济状况、重大历史事件,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同时,也记载了彝族宗族世系源流和先民迁徙等方面的内容,年代久远, 是我国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纵观云南现存彝文碑刻，从形制、书写、内容等方面都证实，彝文碑刻是彝汉文化交融的“活化石”，是彝汉人民和谐相处、相互交融的不朽见证，它见证了彝汉民族唇齿相依、水融、休戚与共的民族关系。对彝·汉文石刻的保护研究有助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最终以文化互嵌的视角看待彝·汉文石刻，丰富民族关系的历史实践研究，加强各民族共建共治共享的新型社会治理的历史基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德信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