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运用雕刻的技法在石质材料上创造出具有实在体积的各类艺术品。
中国古代石刻种类繁多,古代艺术家和匠师们广泛地运用圆雕、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各种技法创造出众多风格各异、生动多姿的石刻艺术品。
由于石质坚硬,相对好保存,所以古代很多精美、内涵丰富的石刻至今仍栩栩如生,给今人传递了非常丰富的古代信息。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石质为白色大理岩,圆雕卧牛,前肢跪地,后肢前屈,短尾下垂。头部微昂,双角后伏,细眉,眉间刻一菱形纹。方目,耳后抿, 张口露齿。牛身饰卷云纹,角、背脊、尾部饰节状纹,下颌刻铭“后辛”。
石牛所饰纹样采用阴线刻画,即沿花纹直接刻入,玉雕工艺上称之为“勾”。这种技法在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的玉石器雕琢中已大量使用,其中尤以良渚文化最为突出。与之相比,商代的阴线更为流畅,坚劲。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巡游,登临琅琊山(今山东省胶南市南)时,修琅琊台,德信体育下载勒石颂扬他统一中国的功绩。
刻石书体为秦篆,传为随行廷尉李斯所书。《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有刻辞全文。
此刻石本在山崖上,清代被人凿下保存,已成秦刻石存世的稀世珍品,是了解秦代统一事业的重要文献。
此残石书体为秦篆,相传为李斯所书。现残存13行87字,前两行为公元前219年随秦始皇巡视的从臣最后二人的官职和姓名,后11行为公元前209年秦二世补刻的诏书及其从臣姓名,字已漫漶。
在琅琊刻石中,秦始皇热情歌颂了自己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强调了制定统一的法律制度作为办事的准则,重申了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以巩固国家统一的重要性。
秦二世在补刻的诏书中则强调统一度量衡是秦始皇的功绩,并表示将统一度量衡的法令继续推行下去。
河北省望都县出土。此石雕系用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童仆头戴黑色平巾帻,身着红地白色流云纹剪襟短衣、粉地红色流云纹大口裤,左手提酒椑,右手提两尾鱼,作欣欣然买酒归来状。
东汉时期,雕塑艺术风格较西汉有较大变化。西汉的石雕作品一般造出大体轮廓,力求简练,东汉则出现了用线条来表现细部,如衣饰、家禽的羽毛等。
这件彩绘石骑马人,系用整块石灰石雕成,骑马的童仆戴黑色平巾帻,着红地白色流云纹剪襟短衣,粉地红色流云纹大口裤,左手提椭圆形酒椑,右手提鱼两尾,作欣欣然沽酒买鱼归来之状,总体造型古拙雄浑,细部刻画又生动传神,为东汉石雕艺术的精品。
陕西省西安市南郊杨思勖墓出土。两俑均系大理石质,有贴金,多剥落。均立在方形座上,头戴幞头,身着圆领宽袖长衣,腰束黑带(涂墨),衣的前襟撩起掖于带内。下着袴,足穿黑靴。
其中一俑双手胸前抱拥一套兵器,腰间左右佩带一套兵器。另一俑亦在 腰间左右佩带兵器,但右手于胸前执一杆形物,因上下均残,究系何物不详;左手抚剑。从他们的装束和佩带物来看,应该是墓主的侍从。
墓主杨思勖是唐玄宗时期的亲信宦官,早在玄宗做临淄王时,就追随参与了诛灭中宗皇后韦氏的宫廷政变。
玄宗即位后,杨屡总兵权,残忍好杀,以军功官至一品,事迹见载《书》《旧唐书》的《宦官列传》。
四川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唐代石雕艺术偏重于佛教题材。这件唐代石刻天王像,造型丰腴挺秀,雕法圆熟精炼,糅合了黄河流域的浑厚质朴风格与当地传统。造像由细砂岩雕制,手臂残缺,服饰、造型不似内地佛教造像护法天王像。
随着唐代佛教的世俗化影响,天王形象中的夸张成分逐渐减弱,写实性增强。这件石刻天王像,与其说是神,不如说是武将的化身。
山东青州龙兴寺窖藏出土。此头像为高肉髻,面相清秀,德信体育下载眉眼细长而舒展,嘴角两侧雕刻成浅凹状,传神地表达出佛像惬意、睿智微笑的神态。
山东青州是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重要的佛教中心,这里不但有云门山、驮山等石窟,而且兴建了很多寺院,龙兴寺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座寺院。
1996年在寺院原址出土了北魏至北宋时期的佛教造像400余尊,以北魏晚期到东魏、北齐的作品最多。
这些佛教造像地域特色明显,采用线刻、浮雕、透雕、平雕等多种技法,并辅以贴金、彩绘等装饰技术,技艺精湛。
北京市桦皮厂西部明代城墙墙基出土。该石雕画面主体使用了四连弧的开光装饰形式,中以缠枝纹衬托双凤戏珠图案。
一处是下方的凤头上有像灵芝一样的冠和缕束状的颈羽,而另一只没有,第二处是下方的凤有五条浪草纹尾羽,而上方的凤是卷草纹尾羽,这应该是雄性和雌性的区别。
公元1272年,元朝政府将今天北京一带命名为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大都的兴建集合了多民族、多文化背景的杰出人士的力量,其中石工的主要负责人是来自河北曲阳的匠人杨琼,大都城中多数宫殿、寺观、园林、桥梁都是杨琼带领着5000多名石工完成的。
这件石雕布局美观大气、手法娴熟自然,是元代石刻艺术中的精品,应该是皇宫或者皇家园林内的丹陛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