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世纪到6世纪，中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朝代，统称为南北朝时期。南朝依次是刘宋、萧齐、萧梁、南陈；北朝是北魏、德信体育注册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六朝”这个名字是从公元420年开始计算，前推200年，即自三国时期的孙吴，一直到东晋，再加上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都在南京建都，因此史称南京为“六朝古都”。六朝时期，科学、技术、思想、艺术诸领域皆取得辉煌成就，在汉末战乱中濒于毁灭的汉文化传统得以保存和发展，开创了风姿绰约、意义深远的六朝文化。

　　南朝时期，思想极为活跃，儒学、玄学、佛教、道教，甚至引进和吸收罗马文化，文学、书法、绘画、雕刻、雕塑名家辈出。然而，时至今日，六朝遗迹几乎毁弃殆尽，唯有陵墓石刻在风雨中巍然伫立，供后人欣赏和研究。

　　我的家乡是中国吴文化的发源地，南朝时期因出了齐梁两朝共十五位帝王，故有“齐梁故里”之称，历史上还有兰陵古墟之称，撰写《中国南朝石刻》是我多年的愿望。德信体育注册最早将中国南朝石刻详细介绍给西方的，是英国艺术史学家安·帕卢丹（1928—2014）。在家族的慷慨支持下，安女士率先在中国研究古代雕塑，并实地考察了多处中国独特的帝王陵墓雕塑胜迹，安·帕卢丹摄影档案馆由超过10000张幻灯片和版画组成。

　　当代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传席说：“南京及周边地区的南朝石刻可以和古埃及的神像、古印度的佛像、古希腊及古罗马的雕塑并称为世界四大雕刻艺术，但艺术魅力居其首。”这些南朝石刻瑞兽形象，承担起这种重要角色使命的潜质和实力，相较于传说中的龙、凤形象，历史留存下来的南朝石刻实体，真切生动，具有厚重的文化传承价值。

　　南朝陵墓石刻是南朝皇帝和王侯墓前的神道石刻，这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南朝陵墓石刻统称为六朝石刻。最早记载南朝陵墓石刻的文献可以追溯到公元1877年清朝同治年间莫友芝的《金石笔谈》，其中只记载了8处石刻。到了公元1911年清朝宣统末年，张璜的《梁代陵墓考》中则记载了14处石刻。1934年，朱希祖和朱偰父子等学者进行调查，共找到28处石刻。此后，从1949年以来的考古调查，总共发现33处南朝陵墓石刻：南京21处、句容1处、丹阳11处。现已知12座帝王陵墓为宋武帝刘裕的初宁陵、文帝刘义隆的长宁陵，齐宣帝萧承之的永安陵、高帝萧道成的泰安陵、景帝萧道生的修安陵、武帝萧赜的景安陵、明帝萧鸾的兴安陵，梁文帝萧顺之的建陵、武帝萧衍的修陵、简文帝萧纲的庄陵，陈武帝陈霸先的万安陵和文帝陈蒨的永宁陵。

　　这些石刻具有壮丽的体型、精湛的雕刻工艺、气势恢宏的氛围以及古朴灵动的特点，它们两两相对、对称列置，互相陪伴着经历了1500多年的风雨洗礼，其中备受瞩目的石刻有宋武帝刘裕陵前一对残损的石麒麟，这是南朝石刻早期作品的代表，从中可见汉代石兽的古朴遗风；保存完好的石麒麟为齐景帝萧道生修安陵前的一对；齐明帝萧鸾兴安陵前两兽虽已残损，仍富于装饰意味；陵前列置石刻布局最为完整的是梁文帝萧顺之的建陵，有石麒麟、方形石础、神道柱、石龟趺座各一对。此外，一些失考的墓石刻也有很多典故和猜测。

　　目前宋武帝陵石刻是现有发现最早的南朝墓陵石刻，仅存的一对石兽已经有1600年历史。

　　著名考古学家朱偰父子考证，南朝王陵都是成群成片排列。在南京，有凭有据确认的陵墓有10处，其中8处在南京栖霞山，另外2处分别在江宁区和句容市。南京栖霞山的墓葬群，都是南梁萧氏家族的兄弟群，现发现的确认墓主，都是南梁武帝萧衍的兄弟，有五弟萧融、六弟萧宏、七弟萧秀、八弟萧伟、九弟萧恢、十弟萧憺、表弟萧景、萧憺的儿子萧暎。江宁安葬的是萧宏的儿子萧正立，句容安葬的是梁武帝萧衍的四儿子萧绩，选址在句容的一处地面开阔、山清水秀之地。

　　南朝陵墓石刻和墓葬是一个整体，石刻均有与之对应的墓葬。选择墓地时十分注重“风水”，多选择背山面水、两侧山陇延伸的缓坡地带营建墓葬。六朝陵墓大多在大道旁，低湿之地，与后世依山筑坟不一样，观念完全相反。德信体育注册此点和古代希腊、罗马的建筑陵墓大道很相似；在南京附近的陵墓，如萧景、萧憺、萧恢、萧秀皆在由金陵至栖霞山的大道上，萧正立、陈武帝皆在由金陵至湖熟的大道上，宋武帝陵则在至句容的道上。陵墓大多聚在一起，自成一组，各自体系，如萧齐、萧梁诸陵，皆在丹阳；萧秀、萧恢、萧憺兄弟及萧景、萧暎墓，皆在栖霞山尧化门之间，萧正立及其他三个失名墓基，都在淳化镇附近。

　　南齐王朝的祖坟及帝王陵都在丹阳东北部的经山一带，周围分布着六处南朝陵墓石刻，目前学术界公认这些陵墓石刻为南朝萧齐帝王陵墓前陈列物。由于萧齐一朝国祚短促，帝位更迭频繁，故其陵墓分布情况较为复杂且墓主不甚明确。1965年至1968年，南京博物院先后在丹阳胡桥和建山公社清理了三座南齐时期的大型砖室墓，均被认定为帝陵，丹阳南齐帝陵相较于位于丹阳三城巷萧梁帝陵以右为尊“一”字排开的排葬方式则更为复杂，其中位于前艾田家村的南齐景安陵尤为特别，值得研究。景安陵是南齐武帝萧赜陵墓，远离南齐帝陵较为集中的经山，在丹阳东边。萧赜为高帝萧道成之子，在位12年。萧赜临终时有言：“陵墓万世所宅，意尝恨休安陵未称，今可用东三处地最东边以葬吾，名为景安陵。”景安陵石刻在已发现的南朝帝陵石刻中，居于最东边。

　　在丹阳的墓群，最著名的是在三城巷的“萧梁帝王陵”。有学者考证，三城巷失名陵的墓主是梁武帝萧衍的祖父、萧顺之之父萧道赐，而现存石刻完成于大同十年（公元544年）梁武帝谒陵之后，这一推测与南朝尊者居右的葬俗相符（萧道赐、萧顺之、萧衍、萧纲四代人从右向左依次排列），虽然史书中没有追尊萧道赐为帝的记载，但仍不失为目前最可信的一种观点。

　　丹阳还有三个无名冢，一个是位于水经山村南朝失名墓石刻（一说为齐前废帝郁林王萧昭业墓石刻）。水经山石刻较之南京郊区萧梁王侯墓之辟邪，体量虽小，然身材修长隽美，身体弯曲程度较大，突出其流线之美，此点甚高于萧梁辟邪之多矗立无动态之感也。沿袭齐诸陵石刻昂首阔步之风格，步伐亦美，不似萧梁辟邪脚步之紧缩笨重。特别是石兽之臀部，突起明显，尾巴长垂于地，灵动可爱，亦非萧梁辟邪可比。既然狮子作为王侯身份的镇墓兽，那么对应的具体身份是谁呢？当年萧鸾杀了萧昭业，又假借太后名义追封其为郁林王，典型的“又当又立”做派，符合萧鸾当时心情，以王礼安葬废帝，归葬于祖茔左右，恰能自圆其说。所以，此处无名墓是废帝萧昭业的墓陵，可能性相当大。

　　第二个是烂石弄南齐失名墓石刻（一说为齐后废帝海陵王萧昭文墓石刻）。自水经山南齐失名墓沿县道建（山）埤（城）路南行约700米，公路右（西）侧路坡下方不几米处，即为烂石弄南齐失名墓石刻。与朱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的照片对比，至少在1936年，烂石弄石刻的南侧石兽整体还基本完整，至于北侧石兽，当时风化也不严重。至于是什么时候，石兽损坏，还不知道。

　　烂石弄在水经山无名石刻（萧昭业墓）的南面700米，有推测为齐废帝海陵王萧昭文墓石刻，日本学者也认为是萧昭文之陵。这两个相隔不足千米的小冢，规制和神兽大小几乎同出一辙，所以推测为同一年被废黜的后废帝之陵寝。

　　这两座疑冢的主人坐上皇帝宝座不过百天相继被杀，估计修陵的工匠们连基本的标配都来不及做完就匆匆下葬，所以神兽之小尚不及梁代一个王爷坟辟邪体型的一半。

　　第三个无名冢是金王陈南齐失名陵墓石刻（一说为齐明帝萧鸾兴安陵，一说为齐废帝齐东昏侯萧宝卷陵）。金王陈失名陵位于江苏省镇江丹阳市丹北镇管山村西侧，附近曾有金家、王家、陈家三个自然村，故称金王陈失名陵。这个无名陵墓有说是萧鸾的兴安陵，也有说是萧鸾儿子萧宝卷的陵墓。地面现有石刻神兽一对。天禄身体修长，比例适中，头颈后仰，S形造型运动线表现为平稳压缩的动势，这种造型具有典型的南齐的时代特征。麒麟身长2.13米，高1.90米，颈高1.05米，体围1.65米。因其曾长期没于土中，所以西石兽虽有残损，但纹饰尚清晰。吻部及左后足已失。从规格来看，尺寸要稍于东侧的天禄，与其他陵墓石兽个体相差无几相比，此处两个石兽似乎也不太般配。

　　经过千百年的沧海桑田，南朝的建筑几乎早已全部消失，甚至连皇陵都被夷为平地，只有陵前的石兽默默守望着，见证着云卷云舒。

　　受南朝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此时的艺术发展更为兼容并蓄，其艺术风格的转型更为鲜明，并呈现出大一统文化环境下所不具有的独特生命力。而其中南朝的陵墓雕刻作为南朝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更是极具魅力和极高的研究价值，其与整个陵墓所组构的文化生态，既涉及早期汉民族的陵墓建筑技术与艺术，又体现出南北朝丧葬文化传统，并旁及碑版金石文字学、雕塑艺术乃至古代造物观念与技术，具有中华文化传统的集成性质，文史价值非同寻常。正如吴为山先生在其《艺文集》中谈及中国传统雕塑的艺术风格，其中对南朝陵墓石刻有着这样的论述：“大型陵墓石刻肇始于汉代，南朝和唐代的作品代表了陵墓石刻的最高成就……”

　　陵墓雕刻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石像生”，即陵墓外的石人和石兽，它们是帝王陵墓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于仪卫。这些石像象征着帝王生前的威仪与神圣。石象生通常放置在陵墓神道两侧，其中石人也叫“翁仲”，多为文武官员的形象，象征文武百官；石兽则以“虎、狮、象、麒麟、天禄、辟邪”等形式雕刻，用来象征护卫陵墓的人和兽。

　　另一类雕刻是陵墓建筑的装饰性构件，如墓阙、华表、墓道、墓门等。南朝陵墓石刻由石兽、石柱和石碑组成，帝后和王侯墓前的石刻稍有不同。按照六朝的制度，帝后墓前的石兽通常带有角，分为双角（天禄）和单角（麒麟）（以朱希祖先生为代表的第一类说法是：独角为“天禄”，双角为“辟邪”，天禄和辟邪的总名叫“桃拔”。以朱偰、罗宗真及李蔚然先生为代表的第二类说法是：独角为“麒麟”，双角为“天禄”，无角的则为“辟邪”。以杨宽、曾布川宽、刘敦桢、林树中、梁白泉及卢海鸣先生为代表的第三类说法是：独角和双角都为“麒麟”。以孙机及宋震昊先生为代表的第四类说法是：独角为“辟邪”，双角为“天禄”。本文为方便阅读，采取朱偰先生的说法：麒麟为独角，天禄为双角，辟邪为无角）。天禄、辟邪的形象源自西域，经过神话演绎，成为六朝陵墓中的石兽。纹饰较为精美；王侯墓前的石兽则没有角，纹饰简洁，称为辟邪。石柱或称华表，起到指示作用；石碑则通常刻有碑文，四周装饰有卷草纹。石座是特殊的装饰，仅见于梁文帝萧顺之建陵，用四块石块构成正方形，表面凿有“T”形凹槽。

　　南朝石兽的艺术风格由秦汉的古拙质朴向成熟恢宏的隋唐风格转变，亦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处于转折过渡阶段的印证，其独具魅力的审美意象和匠心独运的艺术表达更是表现出当时思想与文化的自由和广阔。亦如宗白华先生评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想象力、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无不是万丈光芒，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与趋向……”

　　南朝陵墓石刻作为南朝文化的历史遗存，其艺术价值和历史蕴意更是非同一般，它是中国传统雕塑艺术的瑰宝，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性表征和杰出成就，作为汉民族“衣冠南渡”之后的产物，南朝石刻承接了汉朝浪漫主义文化精神，承载了华夏民族的文化记忆，展现出昂扬、生动的精神面貌，自由舒展且具有内蕴力量。如果说北朝的大佛高达数十米，依山而造、气势恢宏，那么，南朝的石兽虽然高不过几米，但其内蕴力量却是博大的，从那些石刻瑞兽身上所感受到的不是动物的气势，而是一种人文的精神和思想的张力。它们是用坚硬冰冷的石头所塑造的艺术生命，有血有肉、鲜活精妙，仿佛脉搏都在跳动，表现出一种压倒一切的气势，中国石刻艺术由此登上了历史高峰。那气韵生动、充满无尽生机和想象力的天禄、麒麟、辟邪等石刻群，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亦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庞辉，现任中国张大千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顾问、美国硅谷亚洲艺术中心顾问。他主编的中英文版研究书籍《世界的大千——张大千绘画精品集萃》已被美国博物馆、美术馆和图书馆收藏，并在出版当年获得张大千研究中心“学术贡献奖”。此外，他的专著《燃烧的激情——傅抱石艺术与人生》以及中文版《独立寒秋 兴摇五岳——傅抱石艺术与人生》也于傅抱石诞辰120周年之际在北美出版，并获美国国家图书馆藏书。

　　《中国南朝陵墓石刻》庞辉著，是一部以中、英文双语出版的著作，深入介绍了中国南朝石刻艺术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南朝石刻历史悠久，距今已有1500多年，具备世界文化遗产的特质，这些石刻不仅是中国南朝时期雕塑艺术的巅峰，也对后代雕塑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南朝石刻以其多元的文化传统、审美创新和丰富的内涵，成为中国雕塑艺术史上的珍贵遗产，反映了中国南朝时期的独特文化和时代特点，并在国际雕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彰显了中国古代雕塑的美丽升华和本土文化的绚烂绽放。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和图片，详述南朝石刻千年承载的历史文化，对研究者和爱好者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南朝陵墓石刻以其高大的石兽和夸张的内蕴力量著称，这些石兽如麒麟、天禄、辟邪等，风格上承汉晋，下启隋唐，生动表现出当时的文化思想和艺术风貌。它们用立体圆雕手法雕刻而成，展现出压倒一切的气势和无尽的生机与想象力，有助于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为世界各国读者提供了宝贵的原始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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