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世界文化遗产——重庆大足石刻又见游人如织,与之毗邻的四川安岳石刻,也不时有游客前往踏访。
大足石刻和安岳石刻,成渝古驿道之上最引人注目的“姐妹花”。当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并最终进入四川,佛教艺术的历史长卷便沿着交通要道,在巴山蜀水的悬崖峭壁上一路绽放。这其中,就包括了成渝古驿道。
6月28日,记者一行从成都出发,沿着老成渝公路翻越龙泉山,行至龙泉驿区山泉镇大佛村,再从公路右侧沿着稀疏的石板路行走1公里左右,成渝古驿道上第一处石刻艺术瑰宝——北周文王碑,便出现在眼前。这块石碑刻在一处“天落石”上,通高2.24米、宽1.25米,1000多字的碑文,记述着北朝时期的一段历史:宇文泰,北周奠基者,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宇文觉登基建立北周政权后,当时驻防武康郡(今简阳)的车骑大将军强独乐为表忠心,便在此为宇文泰立碑。从碑文得知,当时强独乐在立碑之外,还在此建立了“佛、道二尊像”。
佛教石窟寺及造像研究专家、西南民族大学教授雷玉华介绍,德信体育入口南北朝时期,中国迎来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北魏皇室开凿山西云冈石窟,南朝梁武帝数次出家……正是在这种风气下,德信体育入口石刻艺术也开始在巴蜀大地广为传播。龙泉驿的北周文王碑,有专家认为是长江流域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为完好的北朝碑刻。在立碑之外,还建立了佛教和道教的两尊造像,便是佛教兴盛的直接见证。
资阳半月山大佛,就处在成渝古道穿过的资阳雁江区半月村。在一座山形宛如下弦月的山坡上,唐朝的能工巧匠们耗时150余年,才在悬崖峭壁上一点点地凿成大佛雏形。直到公元1131年(宋高宗绍兴元年),大佛才真正竣工。
到了资中,东岩罗汉洞以及重龙山等多处摩崖造像同样别具特色。资中文物保护中心文史股长王兵介绍,重龙山石窟最早开凿于唐建中四年(公元783年),至今保留中唐龛窟27龛。至宋代,重龙山崖壁已经密如蜂巢。在重龙山景区,可见88米长的山体下部凹腹崖壁上,造像多达1700余尊。千年的时光模糊了它们的面容,却难掩造像的千姿百态和风韵别致。最珍贵的是,这里自五代开始,留下了众多名人题刻以及诗赋游记,遍布崖壁。宋代文学家苏东坡在这里的一处水塘上潇洒地写下“唤鱼池”三字,其得意门生黄庭坚也在崖壁上留下遗墨。
资中最有名的石刻造像,当属东岩罗汉洞。罗汉洞紧靠沱江,与成渝铁路资中火车站隔河相望。这里的《释迦拈花讲法图》摩崖造像堪称经典。只见高度超过5米的释迦赤足立于莲台,右手拈花,脸含笑容,略向前倾俯视着左下方的弟子迦叶。这龛造像因其造型生动而独特,曾被收录到《中国美术全集》。遗憾的是,当地的信徒们见石刻斑驳,竟然自发妆彩,令大佛神韵全无。大佛两侧,还有一幅清代翻刻的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大唐中兴颂》。王兵说,“清朝时期,附近书生进京赶考,最爱去这里拓片,然后换取到京城的路费。”
与资中毗邻的内江,翔龙山摩崖石刻同样开凿于唐代,盛于宋代,与资中重龙山的龛窟规模也颇为相似。
过四川、入重庆,石刻艺术之花依然遍地开放。潼南大佛,恰好就建在涪江边的交通要道上;而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汇合处的黄金水路合川涞滩,也有著名的涞滩二佛。
成渝之间,从资阳经安岳至重庆大足方向的道路上,四川安岳石刻和重庆大足石刻最为璀璨夺目。以它们为代表的川渝石窟,也是继敦煌、龙门、云冈等北方石窟之后,中国石窟最后的辉煌。
公元1190年,16岁的昌州(今重庆大足)僧人赵智凤从家乡出发,云游到川西弥牟(位于今成都青白江)的“圣寿本尊院”。这里是晚唐时期佛教密宗柳教创始人柳本尊的道场。赵智凤在这里求学3年,回到家乡大足以后,带领弟子耗时70多年,以石刻造像的方式建造了一座大型的佛教密宗道场。这就是成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重庆大足石刻。
雷玉华说,从川西到大足的柳本尊教派,在北宋末年到南宋期间应该一直在这片区域活动,开龛造像。最终,赵智凤成为集大成者。也正因为如此,重庆大足石刻和四川安岳石刻,在内容、艺术形态等方面都表现相似。很多石刻工匠,更是世代在大足、安岳两地来往,以相近的理念和技艺,留下了精湛绝伦的石刻艺术。
7月1日,在安岳文物工作者带领下,记者一行专门前往了安岳石羊场毗卢洞。在这里,工匠们栩栩如生地刻画了柳本尊十炼修行的全过程。炼指、立雪、割耳、舍臂等10种修行场景,如同一幅惊心动魄的连环画。细看之下,手持宝剑的武将、身穿长衫的仆从,表情造型无一相同。在大足宝顶山大佛湾,同样刻画了坐于莲台之上的柳本尊。这里的柳本尊作居士打扮,右眼已瞎、缺左下耳、左袖软搭于膝上作断臂状。在他两侧的侍者,一人捧着断臂,一人捧着耳朵,与安岳毗卢洞的“十炼图”相似。
无论是大足宝顶山的华严三圣,还是安岳茗山寺的菩萨像,无不纹饰华丽。两地的圆觉洞,十二圆觉菩萨更是如出一辙。菩萨们头戴的花冠精巧玲珑,大都为镂空雕刻;身挂的璎珞细珠,历经八百多年仍然粒粒可数;衣饰更是舒展柔和,如行云流水一般搭在座台上,极富质感。
这些石刻艺术的创造者,在安岳、大足凿刻了一代又一代。大足石刻博物馆内,一件残缺的八角形经幢上,北宋工匠文昌父子三人刻下了他们的名字。在此后的两百多年里,文氏后人至少六代一直继续着祖辈的职业,他们在大足的石篆山雕刻出我国最早的儒、释、道三教融合的造像龛,为中国石窟艺术三教合一造像的出现,立下汗马功劳。有意思的是,文氏家族在作品中刻下籍贯时,出现过“岳阳”“东普”“普州”等字样,它们所指均是今日四川安岳。这些能工巧匠或许正是从安岳迁至大足,六代献艺不绝,大足石刻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他们功不可没。
成渝古道串起一条石刻艺术大道,它同时还是一条朝圣大佛之道。从成都出发一路向东,这条古道及附近区域超过10米高的大佛,就多达5座。
安岳卧佛院,身长21.3米的卧佛,已在这里的一片崖壁上沉睡上千年。它是国内年代最早的卧佛,开凿于唐朝开元年间。和一般释迦涅槃图固定的仪轨——佛祖右卧不同,这尊佛像罕见地左卧于山崖之上。虔诚的工匠刻画出佛祖在涅槃时超脱安详的神态,他的唇边甚至可见逸出的一丝笑容,与上侧端坐的众弟子的肃穆表情形成鲜明对比。
卧佛对面,还有更为珍贵的刻经窟。15座洞窟的墙壁上,布满了唐代刻经。雷玉华曾耗时近两年对其进行识读,“刻经字数超过40万字,如今还能识读的有34万多字。”这些经书被佛教研究专家视若珍宝。
另一尊卧佛,便是大足石刻宝顶山的释迦涅槃圣迹图。这是一尊宋代凿刻的右卧半身佛像,也是全世界最大的石雕半身卧像。大佛全长31米,同样慧眼微闭,安详而卧。然而,近千年来,大足卧佛风化严重,再加上酸雨腐蚀,表面彩绘颜色几乎全部脱落,右侧众弟子像中,迦叶像也已不见踪影。去年,大足石刻文物保护团队已开启卧佛的保护修缮,预计在2023年将恢复卧佛的历史风貌。
资阳半月山大佛,是乐山大佛、荣县大佛之后,四川第三大坐佛。大佛高22.24米,直接在山崖上雕造。既有唐代造像脸颊丰满庄重的风格,又有宋代衣褶细致、生动的特点。资阳雁江区文管所副所长王屹介绍,大佛在宋代建成以后,又直到明代景泰七年(公元1456年),才在大佛身旁营造了规模宏大的寺院群。遗憾的是,半世纪以前,大佛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寺院建筑群也被当成“四旧”破除。如今,此处唯有两株黄桷树和孤立山崖的大佛遥遥相望。
重庆潼南大佛,高18.43米,通体饰金,是国内最大的金佛。根据附近的碑刻内容,这尊大佛始凿于唐朝末年,至南宋绍兴辛未(公元1151年)才全部竣工。以大佛为中心,在东西长达里许的崖壁上,留有历代骚人墨客书镌的题记、诗咏、碑碣、造像等,是重庆境内在大足石刻之外,又一座艺术宝库。
位于渠江之滨的重庆合川区涞滩二佛,高12.6米。据说这尊大佛始建于唐广明二年(公元881年)之前。在当年是四川境内第二大佛,二佛之名由此而来。
为何大佛在成渝古道区域如此盛行?雷玉华说,全国各地皆有造大佛的情况,但为何开凿体量巨大的佛像,原因不明。古人凿刻佛像,是表达信仰的一种方式,或许人们认为体量巨大的佛像更能体现虔诚,才愿意耗数十年甚至数百年之功凿刻大佛,也由此留下难得的艺术瑰宝。
在四川,精美的石窟石刻不仅散落在成渝古驿道之上,只要有道路并且人烟稠密之地,均有石刻分布。
广元千佛崖,金牛道上的石刻明珠。佛龛层叠分布,是四川规模最为宏伟的石窟群。千佛崖博物馆馆长王剑平介绍,千佛崖始凿于北魏晚期,兴盛于唐朝。千佛崖现存的很多龛窟,大多开凿于唐代。它们数量众多,造像尽展人体之美和佛的端庄。
广元皇泽寺,开凿于唐代中期的大佛窟也是小有名气。这龛石窟高7米、宽6米、深3.6米,主佛体态雄健魁伟,表情庄严肃穆。石窟内刻有一“供养人”像,双手合掌跪于佛前虔诚祷告。人们猜测,他的身份可能是当时的利州刺史或者过往此地的高级官员。
金牛道上的千佛崖和皇泽寺广为人知,但位于大巴山深处米仓道上的巴中南龛,却少有人关注。
巴中摩崖造像分布在东西南北四龛以及水宁寺多处,其中以南龛造像规模为最。这里的石刻造像始于南北朝,唐朝最盛。只要细读石刻旁的题记,便不难发现很多出资造像者正是从北方沿着米仓道入蜀者。南龛的104号龛窟,刻有晚唐户部尚书张祎写的造像题记,详细记述了黄巢之乱、僖宗出逃后,他如何一路追随艰难入蜀。第94号、95号龛则为荥阳郑公所造,其夫人彭城刘氏系汉皇后裔,郑公造像铭记中,也提到其夫人在来巴中途中生疾之情形。这些来自北方的显贵家族,带来了北方的造像样式和内容,使得巴中石窟别具魅力。
石刻艺术既沿着陆路播撒,也依托水路而兴。雷玉华说,在涪江流域,唐代千佛崖摩崖造像曾经就刻于涪江西岸崖壁,后因为修建公路,这些石刻全部从崖壁剥离,嵌入碧水寺崖壁保存。乐山大佛,同样位于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而岷江,是古时人们出川时最爱走的一条水道。
夹江千佛崖,凿刻于青衣江左岸的石壁上,排列着200多窟石刻造像共2400余尊,故称“千佛崖”。这里的摩崖造像从隋唐一直延及明清。可见千百年来,依托青衣江水系,这里的佛教一直十分兴盛。
为何古道之上多石刻?雷玉华揭秘:佛教需要人供养香火,因此必须刻在人烟稠密之处。这些离城市不远处的大路,也因此有幸见证了石刻艺术的兴起和繁荣。(记者 吴晓铃)